在蓉召开,论辩的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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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对复杂问题,批判思维和创新思维都要求尽可能多角度地分析问题,尽可能全面地考察相关意见,以便获得更合理的问题解决办法。如果把解决问题的办法及其根据视作一个论证的结论和前提,那么寻求更合理的解决办法其实就是去追求更好的洞见与论证。这种追求不仅对形式逻辑的论证理论提出了挑战,而且为逻辑的社会文化功能注入了新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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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0月13至14日,由西南财经大学人文学院举办的“推理、论证与传播国际会议”(ISRAC,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f Reasoning, Argumentation, and
Communication)在四川省成都市召开。本次会议由中山大学逻辑与认知研究所副所长“珠江学者”兼西南财经大学人文学院“推理、论证与传播研究中心”主任熊明辉教授发起并主持;西南财经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杨海洋教授出席开幕式并致词。

形式处理

2012-4-27

会议邀请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言语交际、论证与修辞系”(Department of Speech
Communication, Argumentation and
Rhetoric)前系主任、世界论辩协会主席Frans van
Eemeren教授做主题报告“论证风格:一种复杂的概念”(Argumentative Style: A
Complex Notion)。Van
Eemeren教授从语用论辩学的研究视角介绍并界定了“论证风格”的基本意义,介绍了它的研究价值以及识别特征,并号召学界对它做进一步研究。

  形式逻辑通常把论证理解为一组用真实性得到断定的命题,通过推理来确定另一命题真实性的思维形式。不过,借助这种前提—结论的结构化理解,我们其实无从知道论证是谁作出的,是针对谁作出的,是在何种情境之中出于何种目的作出的。我们所得到的仅仅是一个无主体、无目的、去情境且静态的逻辑形式。

前文有言,辩论训练的核心要旨,在于方法论的锻造。但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方法论只是一条可欲的路径,而非马良的神笔。对此,美国大法官卡多佐曾言,

推理(reasoning)是一种通过心理运算获取思维产品以达到实践目标的心理过程,是逻辑学、心理学、认知科学等学科高度关注的研究对象。逻辑学从不同的角度将人的推理行为作为研究对象,并予以不同的手段刻画并规范。在形式逻辑中,因其运算性往往被看作表征思维结构的命题序列,以数学的符号化量化方式予以刻画模拟人的真实推理结构,建构逻辑系统。在非形式逻辑中,人的推理往往被置于日常生活真实的推理情境之下,为非形式逻辑学家用图示的形式予以描述并规范其正确运用。在心理学研究中,人的推理现象被作为特定的心理机制和功能被心理学家用实验和心理模型等方法予以描述和揭示规律。既有的心理学实验报告显示,人的推理具有相对稳定的逻辑结构特征但不完全受制于逻辑规范,且人在推理活动中因违反逻辑推理规则所产生的推理错误也出现惊人的相似性。认知科学将人的推理活动视为人类大脑加工处理信息的一种特有的心智现象。它旨在探索人脑的心智工作机制以及研究信息在人的认知过程中是如何传递等问题,其研究领域主要由哲学、心理学、语言学、人类学、计算机科学和神经科学等六大学科构成。认知科学企图从上述学科中得出相对统一的解释,以理解人脑的心智运转机制。而推理作为人类典型的智力活动,是其关注的核心对象之一。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结果揭示出人类的推理现象远超想象中的复杂程度,尤其是神经科学的大量数据和计算机模拟,为推理本质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数据材料和新的启示。

  与对论证的结构化、形式化处理相关,逻辑学家把可靠性作为评估论证标准,具体包含两个要求:一是前提真实;二是形式有效,即论证使用的推理形式能够保证从真前提必然得出真结论。如果某论证同时满足这两个要求,它就是可靠的、好的;反之,就是不可靠的、坏的。用这种标准来评估,论证要么可靠要么不可靠,要么好要么坏,除此之外再无别的可能,因此“更好的论证”这种说法在形式逻辑的论证理论中并不成立。

方法论提供了钥匙,却无法使我们易如反掌地发现和解开秘密。它给我们的,与其说是一把钥匙,不如说是一条线索,如果我们想汲取它的精华,必须自己逐步建立和发展它。

论证是推理结构的社会性展示,在逻辑学中以前提和结论的结构体现,因其与推理具有天然的紧密联系,也是逻辑学的重要研究对象。在形式逻辑中,论证被看作是一串公式序列,与推理一样被看作基本的思维抽象形式,以规定的符号串序列展示。在非形式逻辑中,人类的真实论证往往处于自然语言语境下的人类交流过程,以各种对话语境为载体,体现为言语行为序列。广义的论证概念既包括“理由-结论”的推理结构社会性展示本体意义,也包含将论证作为媒介的理性论辩(argumentation)活动,即针对某个立场的可接受性,采用给出理由的方式旨在理性解决意见分歧而进行的交际活动。论辩的正反双方通过给出各自的论证以交替往复的形式达到理性说服以至解决意见分歧之目的;其在社会性理性论辩语境中,也往往具有规范性。人在论证活动中诉诸逻辑推理的力量,结合语用因素以及不同的论辩语境,生成前提和结论的语言结构,以达到改变信念态度或选取行动决策等目的。推理是人类智能活动的高级思维形式,而论证是人类借助于推理而进行的理性社交活动。以推理和论证为主要研究对象的逻辑学,近年来与计算机科学、心理学、语言学、传播学等学科进行广泛而深入的交叉研究,硕果累累。

论辩转向

虽然既不是充分条件,也不是必要条件,但基于概率上的有效性,我们确实可以认为,在辩论训练中浸淫得越久和越用心,构造起真正成熟而稳健的方法论体系的可能性就越大。

传播学(communication)是研究人类如何运用符号进行社会信息交流的学科,传统上分为人际沟通、小组和公共沟通、大众传播、以及文化语境中的传播现象五个研究领域。从传播学的观点看,传播的过程是一个传递信息的过程,组成这个过程的元素包括:信息发出者、信息接收者、渠道、信息本身、编码、解码、反馈、噪音以及语境。传播本身是一个构建意义的过程。无论是一对一的人际互动(包括亲密关系,朋友关系等)、小组或者组织内部多方的沟通(如会议、上下级、平级等)、使用媒体作为渠道、面向大众的传播、还是在存在文化差异的语境中发生的沟通现象(比如跨文化沟通、跨性别沟通、代际沟通、民族间的沟通等),双方或多方都在共同建构一个意义体系,让彼此之间能够互相理解、认同、共处,从而满足各自或者共同的需求。传播学研究的现象之广,涉及的范围之宽决定了该学科具有交叉性、边缘性、综合性等特点。除了跟学科直接相关的三十几个理论外,传播学还结合诸多其他人文社会学科,比如:人类学、社会学、语言学、经济学、管理学、心理学等。在国际范围内,传播学研究大体分为两大学派:以美国为中心的传统学派和以西欧为中心的批判学派。目前我国的传播学研究领域主要聚焦在大众传播、新媒体、以及中国话语和文化的传播。

  当我们把目光转向真实论证实践时,就不难发现,论证总是论证者针对他人而作出的,总是在具体情境中为了解决特定问题而作出。科学家在探究中展开论证是为了证实或否证假说,官员在政策制定中援引专家意见是为了决策科学化,检察官在法庭辩论中诉诸论证是为了说服法官,谈判人员在谈判中进行论证是为了己方利益最大化,等等。

一、对抗性论证

必须承认,辩论(debate)和论辩(argumentation)是不同的,辩论更加强调其对抗角逐的争胜性,而论辩更加强调其言语对话的交互性。但是,争胜性的游戏是建立在交互性的机制的基础之上的,要想深入地探究辩论的纹路,就不得不准确地把握论辩的机理。

根据哈贝马斯、沃尔顿、奥凯弗、里德等学者的研究成果,论辩,作为论辩正反双方围绕某个命题组(通常是以某个论争或就特定主张为核心的命题序列)而展开的一种言语的、社会的、理性的、开放的、主体间性的对话活动(主要是由主张及其理由所组成的动态论证过程),既包括强调论证结果而以过程为语境的逻辑论证层次(argument-as-product),也包括强调论证过程而以结果为基础的修辞论证层次(argument-as-process),还包括强调论证程序而以语篇为指向的交际论证层次(argument-as-procedure)。可见,论辩(argumentation)是始终包含着论证(argument)的。

从过程论的角度分析,任何辩论活动——无论是应用性辩论还是与之相对应的教学性辩论,其进行都是论证——反驳——辩护三个环节不断交错与交互的循环过程;考虑到辩护即为对反驳的反驳,所以更精炼地说,辩论就是对立立场之间的自行证立与相互批判的交锋。所谓证立,即论证而使之成立;所谓批判,并非简单意义上的攻击,而是有建设性的批评,其主要方向,乃是针对对方证立之不能或不足。因此,归结起来,我们可以认为,辩论的本质乃是一种对抗性论证;而要实现对抗性论证的胜利,核心要素在于深刻理解证成如何可能。不过,立场的证立问题将在后文中再行展开,本节主要探讨的是论辩的维度问题。

对抗性论证是受限于资源、并对目标敏感的论证,在此过程中,我们给出合理的理由以将某种主张正当化,并克服可能提出的反对理由,来试图说服预期的对象。同时,基于正当化的目的和正当性的要求,即便特定论题下的辩论仅仅只是意味着要说服目标听众接受正在你辩护的特定结论,这种说服也不应该仅仅只是修辞上的说服或者从心理上使听众接受你所辩护的命题的心理说服,而且还应该是一种基于证据的、借助听众应当接受的令人信服的论证、并使用好理由来说服你的听众的理性说服。

当然,正如佩尔雷曼所指出的那样,论辩语境中的论证并不像传统意义下的论证那样具有严格的强度要求,比如:它所使用的方法更多的是非形式化的多元方法,所使用的语言是一般的日常语言而非人工化的理想语言;它并非一定要从真前提出发、运用逻辑推理而得出一个精确的结论,而是以说话者与听者的共识为出发点、双方试图达成一致意见;它也不具有强制力,而是允许听众的认同有不同的程度差别。

本次会议分别就“推理”“论证”与“传播”三个主要的议题,从各个学科视角进行深入而热烈的学术讨论。会议使用中文与英文两种语言,开设三个平行分会场,采取长达四十分钟的“全面报告+深入探讨”的论文报告模式,为与会学者提供了充分的思想交流空间,受到了参会者的一致好评。会议汇聚了来自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瑞典隆德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山大学、西南财经大学、江西安交通大学、北京理工大学、电子科技大学、南开大学、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台湾阳明大学、香港浸会大学、四川大学、江苏大学、四川师范大学、延安大学、云南师范大学、天津财经大学、北京语言大学、燕山大学等海内外多个高校及科研院所的50多位知名学者。

  着眼于理论建构与论证实践的一致性,论证理论的当代发展不再满足于形式逻辑对论证的处理,出现了所谓论辩转向,即重返亚里士多德论辩传统,从多主体互动角度来对论证进行描述性和规范性研究。多主体互动具有多种形式,既可是展开于多个真实主体间的论辩,也可是表现为独白但论证者在头脑中与想象对话者进行理性互动。目前,语用论辩学和非形式逻辑被公认是论证理论的两大代表。

二、论证的进路

由于先天的有限性,我们的思维活动总是在某个边界或者限制之内进行的。这些边界或限制并不总是能被我们注意到,即使注意到了,也无法被直接观察到;我们如欲反求诸身,就必须首先注意到这些约束着我们的思维构架的诸多复杂条件,并由此出发,耐心地条分缕析,方有建构起相对合理的探讨平台的可能。

既然辩论的本质可以被归结为是一种对抗性论证,那么,要探讨论辩的维度,自然首先要从论证的进路切入。对于论证的进路,我们可以将其大概地分为结论论证和语言论证两种。

结论论证针对的是结论的正确性和可接受性。按照诺伊曼、菲特丽丝等学者所采用的切分方法,结论论证主要分为三种立场:逻辑的分析立场、程序的商谈立场、论题的修辞立场。逻辑的分析对于任何理论论证都是必要和有用的,但逻辑并不解决大前提的正确性问题;商谈的程序现在已经发展出内外两套论证规则,内在论证规则解决的是判断是否从判断理由里陈述的大前提中合乎逻辑地产生,外在论证规则要解决的是如何保证大前提的正确性,但这种进路更适合唯理性的对话,而非策略性的争胜对抗;论题的修辞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争胜性的论证方式,突出修辞特征和策略安排,注重过程的生动开放和结论的可接受性。

语言论证针对的是命题关系的展开路径。按照语言哲学和符号学的切分方法,语言论证主要分为三个维度:语形、语义、语用。这一切分方法肇始于美国哲学家莫里斯,该三分法在卡尔纳普等人的推动下,已经逐渐成为哲学、逻辑学和语言学领域的共识。这一理论告诉我们,任何论证、分析与评价,都总是与语形、语义和语用三个维度紧密相关的。根据莫里斯在1938年的《符号理论基础》一书中的解释,语形学研究“符号彼此间的形式关系”,语义学研究“符号对其所适用的对象的关系”,语用学研究“符号对解释者的关系”。

语形,是关于逻辑与推理的,强调结构与规则,讨论的是话语的真假(真值)问题,表征着辩论的证立层面,提示我们必须明确各对范畴之间的逻辑关系、并遵循基本的逻辑规律与推理规则。逻辑,是关于命题的,而不是关于语词的;是关于推理的有效性的,而不是关于语词内容的具体内涵的,解决的是前提与结论之间的关联度问题;逻辑的方法主要是分析的,而非解释的——解释的局限性之一体现在它只能判定一个推理的无效,而不能判定推理的有效,因为一个推理形式的解释是不可穷尽的。

语义,是关于经验与意义的,强调事实内容和自然语言,讨论的是话语的正确与否的问题,表征着辩论的阐发层面,提示我们注意发掘相关问题域的深刻内涵与信息的整合重组。认定某个判断为真,命题的分析真和推理的有效真缺一不可;推理的有效真是基于语形的,而命题的分析真则是基于语义的,它以对知识的准确把握为前提,语义上的指称(包括“所指”、“意指”和“能指”)是确定其意义关联性和意义期待的基准。

语用,是关于可接受性的,强调人的理解和思辨,讨论的是话语的适当与否的问题,表征着辩论的说服层面,所要寻求的乃是立足于主体间性的理解与认同,并借此实现理论意义与现实效用的关联,提示我们重视在把握受众前见和语境具体的基础上进行表达方式的选择与修辞手法的推敲。基准的选择、语境的定位、利益的权衡、价值的选择,这些问题的合理性常常在这个层面展开,因为这些问题往往无法用逻辑或实证证明的方式来解决。

与上述三个维度相对应地,论证评估也主要涉及三个方面的问题,即论证的语境(此为语用的)、理由(此为语义的)和推理(此为语形的)。而论辩评判的基本视域则可以被定义为:在审查某个立场的持方在阐述其对某个受怀疑的结论予以赞成或者反对的理由的过程中,在这三个层面上对其所展开的一系列论证的识别、评价和分析;同时,对论证的有效程度的考量,不仅取决于其所给出的理由,还取决于其对批判性质疑的恰当回应。在这个相对开放的评估体系之下,逻辑有效是构建论证的最低要求,内容合理是评价论证的主要标准,经验恰当是设计论证的基本语境。

写到这里,或许会有细心的同学想要提醒我,价值呢?怎么还没见你专门提到价值?当然,还有价值,而且,不仅仅是价值。在某种程度上,价值似乎更多地依赖于阐发的手法、而非论证的方法。因为佩雷尔曼的研究早就表明,价值判断不可能得到证成,从逻辑上看,一切价值都是武断的。诚然,价值问题的回答往往是见仁见智,但我们并不能由此就在价值问题上采取完全的相对主义态度。价值并非是不需要论证的,肯定某种价值、拒斥某种价值和在价值排序中进行选择,都需要提出理由进行论证,比如道德论证和法律论证便是价值论证的典型。谈到这里,不妨顺便聊一句关于价值辩论和政策辩论的问题。其实,这两者的关系比我们想象的可能还要近。价值,不仅是政策的理论根基和逻辑底座,还常常是政策的先兆和前声,因为对某个价值支持与否的态度及该态度的强烈程度常常会合乎逻辑地导向与之相一致的政策。

回到论证的进路,仔细比较,无论是结论论证的三个立场还是语言论证的三个维度,其实殊途同归。具体到辩论赛中的对抗性论证,笔者更倾向于采用语言论证的展开方式,语形、语义、语用,这三个维度,相辅相成,不可或缺。当然,在实际操作中,在满足了基本的要求之后,也不可能完全做到等量齐观。而不同的侧重与进路,自然便会形成不同的风格取向,并进而形成不同的流派和路数。

当前,我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已逐步取得显著进展,然而我们对人类智能的根本理解依然滞后于技术发展的要求。随着我国加快在国际社会核心竞争力中的战略步调,以及强化人工智能学科在我国的普及和发展,对“推理”和“论证”等典型的人类智能行为的探讨和深入理解,将促进我国人工智能科学的全面发展,亦是目前各个国家极力实现竞争突破的重要研究领域。在本次大会的传播学专场中,学者所使用的理论除传播学传统理论外,还涉及论辩、推理等逻辑学研究领域的重要理论。而推理和论证作为逻辑学的研究对象,亦应关注其传播学视角的学理解释和实际运用。随着我国高等教育“双一流”建设的逐步推进,学科与学科之间的相互融合创新将逐渐走向常态化,跨学科理论及实践研究也必将呈现出一片新兴气象。

  语用论辩学强调论证的目的是通过展开于正、反方间的批判性讨论来消除意见分歧。该理论的核心内容之一就是提出了一套针对理性讨论者论证性言语行为的程序规则,用以规范双方为消除分歧所进行的合作性努力,保证双方对有利或不利于争议立场的论证进行评判,即通过对这些论证的批判性检验来寻求最佳证成理由,使意见分歧得到合理消除。

三、论证之上

05年夏天,我曾将辩论的要素和构架总结为这样四个方面:思维和逻辑为其骨架,情感和道德为其血肉,对抗的火花为其动力,而深沉的关怀为其灵魂。而现在,我对此有了更进一步的理解。尼采有云:要真正体验生命,你必须站在生命之上!为此要学会向高处攀登!为此要学会俯视下方!若我们从高处俯瞰论辩,论证之上,可有他物?当然有。何物?意境也。

如果说论证之训练所完成的是对人的理性的健全,意境之造就所实现的则是对人的品质的提升。纯以理性认知而言,其上升的路径是由感性具体而至逻辑抽象而至思维具体;若打通理性与心性的区隔,则可经由体悟的路径而融通为一种理性的狂迷,成为一种理性的直观。当然,这又是另一个宏大的话题了,本文稍有提及,只是为了说明,我们尚有更多的需求,论辩亦有更多的层次。如果我们同意,理性的最大胜利就是怀疑它自身的合理性,而人迫于理性的有限,尚须追求对彼岸的泅渡,那么,我们就需要架设更多可赖以寻求精神上之攀援的阶梯,来实现对人的人格品质和生命品质的提升。对于论辩而言,论证之上的这架阶梯,名叫意境。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开篇便道:

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

所以,诗词的创作和诗词,“言气格,言神韵,不如言境界。”为何?因为“境界,本也;气格,神韵,末也。境界具,而二者随之矣。”所谓万法归宗,其实,不仅诗词强调以“意”取胜,论辩之道,同样需以意境为评鉴之准据。王国维说诗词“境界有大小,不以是而分优劣。”同样地,同是可得证立之论辩,便以意境而分高下。

何为论辩之意境?一者曰立意之高远,一者曰审美之自由。何以求立意?一则曰视域,二则曰价值,三则曰格局。由认知之视域可见其智识之洞见,由价值之权衡可见其阅世之体悟,由格局之大小可见其胸襟之度量。何以求审美?一则曰工巧,二则曰情怀,三则曰气象。所谓工巧者,赖其手法之精熟度也;所谓情怀者,不仅赖其意之真、情之深,更赖其心与物交融、情与理相通;所谓气象者,赖其内心之境域也。王国维评论说“太白词纯以气象胜”,气象万千,这四个字一直是笔者虽不能至却心向往之的追求。

熊彼特曾说,

如果马克思主义仅仅只会“布道”,那么效果会很有限;如果马克思主义仅仅只是“分析”,那么听众不会超过几百人;但是,如果用分析的术语进行布道,用触动时代脉搏的布道进行分析,那么产生的将是无敌不摧无功不克的力量。

熊彼特给了我们一个重要的启发,即什么样的话语能够生拔山之力、挟盖世之势。所以,现在你看到了,辩论,是逻辑与历史的统一,是理性与情感的交通,是大脑与心灵的际会,是主体性与主体间性的融贯。练武不练功,到老一场空。剖析与解读,揭示与引申,体察与观照,都是辩论训练中不可偏废的硬功夫。

那门是窄的,那路是长的。也许无论如何跋涉,我们都无法从这孤岛泅达海那头的天边。但是,你愿意和我一道,踏上征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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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形式逻辑认为论证总因争议性议题而起,因此论证者除了用恰当理由来理性地说服他人相信论题为真,还应履行自己的论辩义务,预见并回应已有或可能存在的各种反对意见、批评与其他立场,通过更全面的系统证成与辩护来改进和完善论证。因此,好论证不仅要在前提与结论关系上满足充足性、相关性、可接受性及真实性标准,还应在涉及论辩义务维度上满足论辩充分性标准。

会议现场。吴晓静/供图

  不同于形式逻辑在论证评估方面陷入可靠与不可靠、好与坏的两极对立,当代论证理论大多认为,无论是前提对结论的支持度还是论证者对论辩义务的履行,在强与弱、充分与不充分间,进而在论证好与坏间,均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其他可能。这种逐级主义立场使得追求更好洞见与论证在理论上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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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而百虑

与会专家合影。吴晓静/供图

  从认识论上看,论证理论的论辩转向有其客观基础,这就是冯契所说的“一致而百虑”。作为认识发展普遍规律,“一致而百虑”强调只有通过不同观点的争论,并用逻辑论证和实践检验,才能明辨是非,达到一致的正确结论,获得真理。他认为,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已经发现:展开不同意见争论,揭露各自的思维矛盾和相互间的矛盾,然后引导到正确结论,是获得真理的具体途径。“辩证法”的原始意义即通过论辩寻求真理。

  认识主体受各种条件限制,对象又有各方面的联系并处于矛盾发展中。面对特定问题,不同的人各有所见,各有所蔽,主体间必产生意见分歧。如面对风靡大中城市的共享单车,有人因绿色出行、共享理念而对其赞赏有加,有人因乱停乱载、抢道闯行而要求彻底禁止,还有人则提出不能因噎废食,重要的是加强管理,各种意见不一而足。为了消除分歧,获得问题的合理解决,人们围绕不同意见展开争论,进行比较、分析,揭露各人思维中的矛盾和相互之间的矛盾,分辨其中的对与错、原则分歧与偶然差异、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由于意见分歧往往关联着观点分歧,在争论中还要进行观点的分析批判。这样,通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同时互相启发、互相补充、互相纠正,就有可能达到比较一致的认识。再把这一认识诉诸逻辑论证、事实检验,应用于实践看能否达到预期成果,最终就有可能获得问题的比较全面的正确认识,使问题得到合理解决,达到一定历史条件下、一定领域内的相对真理。

  语用论辩学强调通过正反双方的批判性讨论来对争议立场及其论证进行检验,非形式逻辑要求论证者去预见并回应针对论题的各种反对意见、批评、可替立场等,其实都自觉或不自觉地体现了“一致而百虑”这一认识规律的内在要求。作为认识的不同层次,意见往往片面而抽象,真假对错在其中相互纠缠,界限不明,而真理之为主观与客观的符合,则总是在过程中展开并趋向于完备的客观性。通过不同意见、观点的争论去达到真理,意味着认识的深化和发展,而从论证角度看,其实质就是去追求更好的洞见与论证。

论辩合理性

  逻辑学不仅具有作为现代科学共同基础的工具价值,它在现代性构建与批判方面还具有启发民智、转换观念、确立导向等社会文化功能。逻辑规律、规则与方法所体现的理性精神和规则意识,是科学精神与民主法治的基本要素。当代论证理论对于在学术研究和公共领域中扩展论辩合理性具有积极意义。

  对现代性、现代化过程的概念把握往往与合理性观念密切相关。按照挪威哲学家希尔贝克的理解,工具合理性旨在因果说明和技术应用,解释合理性的目的在于意义理解,作为二者基础的论辩合理性则主要是程序导向的,其核心之义就是有限的可错主体在批判反思论辩中相互学习,以此来追求更好的洞见与论证。论辩合理性不仅贯穿于自然科学和人文研究,还存在于公共领域。现代社会为了应对工具合理性的过度膨胀、文化价值领域的种种冲突,除了恰当的合理性形式和建制安排,还需要自由而开明的公共讨论与意见形成,为此就必须扩展论辩合理性,既批判各种独断论和原教旨主义,也反对形形色色的相对主义、怀疑主义。批判的反思论辩合理性构成了现代化过程的一个主要特征。

  以“一致而百虑”的认识发展规律为前提,用平等的自由讨论态度积极参与学术研究和公共领域的各种论辩,不仅有助于培育理性平和、开放包容的社会心态,推进学术创新与繁荣,有助于集思广益、凝聚共识、形成合力,通过创新驱动来推进全面深化改革。不止于此,它还有助于通过不同文明的兼容并蓄、交流互鉴来应对全球问题,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扩展论辩合理性,培育和提升人们参与理性论辩的意愿、习惯和能力,践行通过不同意见、观点的争论来达到真理等方面,以语用论辩学和非形式逻辑为代表的当代论证理论责无旁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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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晋荣东(我校哲学系)

来源|光明日报

编辑|吴潇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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